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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历史之崇明围垦(一):如歌岁月

2020-09-18 14:19: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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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生活中所见、所历、所闻、所传闻的种种活动、认知,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。即使有,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,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。

口述历史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,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。

银康口述历史——“那年,那事,那人”群体社区记忆项目,从2013年开启,一年一会,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期。

我们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寻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,每件事件皆撼动心灵,凝住每段关键时刻。

据上海围垦的史志上记载,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,崇明岛上曾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围垦:第一次是从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,共围得土地6万多亩;第二次围垦是从1960年的秋天到1961年的春天,全市各区的干部、工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店员和社会青年、里弄居民等3万多人响应号召,历时半年,共围得土地11万多亩。

周荣德,崇明老围垦的一员,参加了第二次围垦。“三年自然灾害,国家困难的时候,市政府、市委到各行各业、机关招人到崇明东海围垦的事。我当时是20多岁小伙子,参加了第一批。那时我在天章造纸厂的人事科工作,一报名就批准了”,周荣德老先生在2019年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中讲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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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周荣德老先生在2019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会上发言)




向大海要土地,让荒滩变良田


1960年10月7日夜里,20多岁的周荣德背着背包,拎着装脸盆的网袋,赶奔十六铺码头,登上了渡船。“那天夜里大概两三点钟到了崇明南门港,因为当时的船开得很慢”,周老回忆时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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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周荣德在崇明围垦留影)


翻开当年的围垦地图,崇明大围垦是由上海的一些区、局分段包干的:黄浦区、吴淞区和高教局围垦新安沙;卢湾区、长宁区、徐汇区、普陀区负责合隆沙围垦工程;杨浦区、闸北区、静安区和南市区则在百万沙围垦。

周荣德被分配到杨浦区围垦指挥部第三大队。“挑河泥我可以挑一百二十斤,不是用锹,而是一把长铲,一块河泥三十斤,担子前面两块后面两块,就是一百二十斤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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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周荣德在崇明围垦留影)


当年行走在滩涂上,也非易事,芦苇的根部很坚硬、锋利,把鞋子扎烂、把脚板戳破的事时有发生;而在海滩的淤泥里行走更是难上加难,因为全是淤泥,人一踩就陷进去了,这其中有不少同志因此壮烈牺牲——他们是和平年代的英雄。

围垦中最累最苦的活就是挑大堤,全靠一根扁担,两个肩膀,一副泥筐,一担一担挑上去。作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周荣德挑着扁担,不怕累不嫌累,在崇明两年两个月里,跟着战友们一起战斗,创造了中国围垦史上的奇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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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 图片来源:《海上生绿岛》纪录片

“当时(我)还编有四句顺口溜,写在扁担上:‘小小扁担两头尖,能挑穷白两座山,围垦战士来崇明,能叫荒滩变良田’”,周荣德老先生说。即便是在冬天、冰天雪地里,也照样干活。

“围垦造田挑大堤,现在的崇明的公路就是我们当年挑大堤筑起来的。”修筑堤坝最关键、最紧要的阶段,就是大堤合拢的时刻,周老印象最深的是,大坝合拢时筑起人墙搏击风浪的场面。

当时风高浪激,投下的草袋土块被风浪卷走时,很多围垦者就会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,筑起人墙,用身体去阻挡浪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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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 图片来源:《海上生绿岛》纪录片


“春节过后问题来了,我们几十个人去挑大堤,当地人告诉我们不要出工,‘拜年潮’要来了,我们年纪轻不懂,管它呢!结果真的起风了,浪来了,我们来不及躲,就跑到烂泥堆得最高的地方,大家拉好手不动,扁担、铁锹插在泥土里当扶手。怎么办?当时没有通讯设备没接应,五六十个人在一起像人墙一样,大家相互拉牢,生怕一放松就被潮水冲垮,天下着雨,潮水寒冷,我们坚持了三个多小时到潮水退掉。”周老回忆这段经历时,心情很激动。

崇明围垦边围边垦,围垦人为了救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的燃眉之急,为了不误农时,他们立刻就在刚刚围好的土地上割除芦苇,兴修水利,翻田播种,1963年一部分土地便开始提供粮食了。

这片土地上所出产的粮食、蔬菜、肉、鸡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,装进了上海老百姓的米袋子和菜篮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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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 图片来源:《海上生绿岛》纪录片





住的是地滚龙,吃得不好浑身浮肿


“形状是是圆的,用草棚搭起来的,上面盖的是芦苇,底下铺的也是芦苇,人钻要进去住”,周老说。

3万多围垦人的吃穿,也是个大难题。为解决住的问题,大家就地取材,割下滩涂上的芦苇,建房子、编桌子、搭睡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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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 图片来源:《海上生绿岛》纪录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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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周荣德崇明围垦,背后是用芦苇搭建的房子)


在芦苇棚里,常常会看到有螃蟹出没。大家是睡通铺,人挤人,所以每个人都要侧着身体睡觉,就像一条条黄鱼一样睡着。睡到半夜,甚至螃蟹也会钻上来。

“到了秋天,崇明的小螃蟹会钻进来,钻到被子里,有人一叫大家都醒过来”,周老笑着说,“讲崇明蟹,崇明其实没有蟹的,崇明有螃蜞,手电筒一照,海滩上螃蜞全跑来了,捉了明天大家分分”。

三年自然灾害,食品非常匮乏,即便是参加崇明围垦、承受高强度劳作的“战士们”,物资也是按计划提供。他们不管干得多累,也不增加口粮,而且离开家时,往往会偷偷把肉票、鱼票、蛋票,全部留给家里,只带了粮票,因为他们想要让家里的人吃得好些。

“送饭是木桶,没有小菜,吃的胡萝卜樱子,那个时候叫‘光荣菜’。后来,围垦没几个月,因为营养不良,一半以上的人患了浮肿病”,周老说。

这段崇明围垦的经历,让周老刻骨铭心,他说“不管对国家也好对人民也好,对我们自己也好,我觉得是不应该忘记的”。围垦回来后,周老到机修车间当书记了,在工厂里工作二十二年。

政府号召,他们响应;国家有难,大家担当。半个世纪前的崇明大围垦不仅仅是像周荣德老围垦们的个人记忆 ,它更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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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 图片来源:《海上生绿岛》纪录片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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