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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历史|解放军老战士在银康口述历史上的回忆

2020-09-18 14:19: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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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史使人明智,以史为鉴,倍加珍惜当下和平的年代。本文摘自2019年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,讲述者是一名解放军老战士,从他的讲述中,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兵荒马乱年代对和平的渴望;从他的回忆中,可以一瞥共和国的发展印迹;也能从他的往事里,感受厚重的父爱......



解放锦州:子弹从东南西北来,害怕都没有用

1943年,那个时候还没解放呢,东北日伪时期我是小学四年级升高小,那个时候不叫高小,叫优级,就要考试,一共三门主课,一门是日文、一是算数、一语,就是现在的语文,考试也是这三门。当时老师说小包不用考,因为年年都是第一。考试那天我跟一个不认识的同学坐一张桌子,他是学习不好的降级生。我当时怎么写这个同学就怎么抄。这个学生也是有点傻,监考老师来了你就不要看我了,他还在看我的。我们的名字就被记下来了。考试后第二天就出榜了,我一看傻眼了——没有我的名字,就嚎啕大哭。没有办法,书不能念了,只好回家放猪吧。

到了1956年,我当了军,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,回老家探亲,军装笔挺还别把手枪。我让原来的同学捎口信给我老师,就说当年你开除的学生明天九点来看看你,来找你算账(开玩笑)!他吓坏了,我九点钟到,他八点就坐在门口等我,我说:“我当年就是你的学生,你给我开除了(他家是地主,也是中医)。我今天拜访你,顺便问问你当初为什么开除我?”

结果经过这件事,我们变成朋友了,他后来当了中医,经常到我们家给我们看看病。而我那些当年升到五、六年级的同学,在毕业前八月份会到日本去做劳工(表示对天皇的尊重),去的地方都不一样,有的到东京、有的去大阪、有的是广岛。正遇上美国投掷广岛原子弹基本上都没回来。这样想来我被学校开除,也是因祸得福。

1948年东北野战军攻克了锦州市,消灭敌军大概十万多人,沈阳和长春还没解放,我们部队接到命令,要求在四天之内赶到沈阳城外,路程三百五十公里。

我记得一早就走,到晚上上级看我们一天的路程不到七十公里,还有二百八十公里怎么走?当时没有车,只能扔掉辎重轻装上阵,身上只有一杆枪、子弹、一把刺刀、4个手榴弹,其他都丢掉,还是累得够呛。那不是一般地走啊,都是小跑。没时间停下来吃饭,每个人带着一个米袋子,装了两斤炒米面,饿了就吃点,没有开水只能干巴巴吃。那时候我是班里最小的,才十五岁。

我们班长非常好,看我实在不行了,就把我4个手榴弹拿去背着。走了一天累得就想睡觉,不敢坐下,一坐下就起不来了。到第四天鞋底都掉了,班长就找点绳子把脚和鞋绑起来。又走了半天,绳子也不牢了,实在不行,班长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我穿,他光脚跑。我们班长是山东人,膀大腰粗,当兵时间也比较长待我们就像亲兄弟。我们终于在 31日晚上到达目的地,休息一宿,第二天开始攻打沈阳。前进十五公里,攻破第一道防线,我们班十二个人,两个战士负伤。第二天继续打,早上就开始打,打到中午了,班长就下命令了,前面有一个据点,火力很猛。后来有人问打仗害不害怕那确实不害怕,因为子弹东南西北来,害怕都没有用。

班长带着我们向前冲,大概冲到四、五十的地方,当时我们解放军打仗就是靠两样东西,一个是拼刺刀,一个是手榴弹,国民党是最害怕的。冲锋号一响,班长是第一个起来的,一晃就倒下了。三下五除二手榴弹一炸响,整个部队向前冲,国民党兵在战壕里看到我们刺刀锃亮的气势,就举手投降了。在这次战斗中,我们班长牺牲了,两个战士重伤,两个战士轻伤。到了救护所才发现我头上也受了伤,那时候的口号是“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不叫苦”。

本来沈阳要打三天,谁知奇迹般打了两天就打下来了。我们的班长确实是个好班长他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,也就二十几岁,住在老百姓家的时候挑水扫院子,什么活他都干。我们班长姓,他牺牲了全班都感到难过。



周总理听我汇报工作

我是从1960年从部队转到机关工作,是角色的转换,转换的怎么样?我先讲个故事。1963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,怎么考验法?1960年5月份,中国有一支舰起航到日本,那个时候我们和日本还没建交,舰队从上海出发,走到中途有个岩石礁,大概离上海有200多海里发生问题了。报务员三点钟发了个电报说遭到鱼雷攻击,上海市接到这个电报马上通知我们东海舰队,马上准备出击迎战。

这个时候我们派出两艘护卫舰就起航了,走了大概6个小时就赶到了。正好碰到日本的小船,双方就相遇了。日本的船就告诉我们,你们之前发生事故,有24名船员在我们船上。我们就把船员带回上海了。最后报告到北京去了,总理说这个是大事情,那个时候我们和日本还有没有建交,后来听到遭到鱼雷的攻击了,不是一般的事情,那是敌对问题。这时候美国就发了一个通讯,他讲在那个地区我们没有潜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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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包生海老先生舰艇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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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,包生海老先生荣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)

周总理就决定调查,后来东海舰队出12艘舰艇,另外上海出4艘船,一共16艘船,这个事情当时来讲是很重要的。我到机关工作后就负责搞通信的,那时候通信和现在不一样,在海上都是通过电台进行联系,那是很复杂的,那时候我来负责调查这件事,能不能负责好就看我的水平了。我就是想尽一切办法,通过三天的时间,做了充分的准备,起草文件、联络,到最后周总理亲自从北京来了。开会时我做了工作汇报,从我们船出航到进行调查,大概一共15天。打捞船都是潜水员下去摸,前前后后调查大概半个月,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每天24小时,从早到晚我不敢离开电台,调查结果证明我们的船确实是触礁了,不是鱼雷。

从部队到机关以后,我觉得有四点体会要讲一讲。

第一点,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。在部队是拿枪的,到机关是拿笔杆子的,自己当小学生跟领导前辈学习,晚上下班后我也不离开办公室,就看书自己琢磨,如果不是这样,这件事我也办不好,当不好领导。

第二点,我要以身作则,不能搞特殊。我们部队有作息时间,每天8点钟上班,5点下班,有的同志他就不是按照规定时间。我作为科长,8点钟上班7:45就来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公务员,扫地、打开水都是我自己来,对他们也是一种影响。吃饭也是一样,规定中午11点半开饭,晚上5点开饭。60年代大家都知道吃的不怎么样,都想早点到食堂买一个好菜,本来规定11点半,有的11点15分就跑掉了,那我不是这样的,11点半就是11点半,排队能吃到什么样的就吃什么样的。久而久之,同志们一看科长都这样,慢慢这个问题就好起来了。

第三点,作为领导就要讲团结。一年打鱼给部队分点,分到我们科,十几个人,鱼嘛总是有大有小。那时候都想拿点大的,多拿一点。我干脆让他们先拿,我们领导最后拿。

第四点,作为领导要关心群众。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,当时我们科有一个参谋,他的妻子得肺病了,他工资也不多,在这种情况下,我也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块钱,拿出30块钱帮助他们家。还有一个参谋,那时候唐山大地震,家里遭殃了,什么都没有了,他老婆穿个白衬衫,背心都发黄了,小孩子一个个瘦的不像样了,也很可怜。那时候买衣服凭布票的。你再困难,没有布票买不到东西。我最多是5尺布票,本来自己用的,给他们了,又给他10块钱,照顾照顾孩子。

他们很感动,说咱们科长看到我们家里这么困难,能够伸出援助,很感动。通过这件事,下面的参谋都觉得能有这么一个科长感到很欣慰。我们科被评为“四好科”。那么我尽管是在机关工作,有一次我下部队,记得一连是打电报的,二连是搞有线的,爬电线杆都是干重活的。他们说吃不饱没有劲干,我说怎么吃不饱啊,他说你看看二连一个月3斤粮食,一连坐办公室也是3斤粮食,吃不饱你看怎么办。这个问题对我讲也很困难,我也没有权力,后来我跟一连的连长讲起这个事情,我问你们连粮食够不够吃,他说够了,我们吃不了。每个人节约一两,节约的粮食送到二连去。

通过这个事情,他们说机关干部来到部队帮我们解决问题,感到很高兴。后来有人反映住在山沟,那个时候看不了电视,听个收音机都不错了,我们连个收音机都听不到,除了打扑克没有其他东西,感到很寂寞。我听了以后就想办法,装了收音机,还装了3个大喇叭,一个连一个,问题就解决了。他们那个地方有火车没有火车站,战士探亲回来后,下车要走10公里才能到部队。有一天我就到火车站,刚好碰到站长,一听是老乡,“老乡见老乡、两眼泪汪汪”,我就讲这个问题了,我们部队有困难,站长说他也没有这个权力,咱们一起去找领导。

铁路局一看我是部队的,也很客气。他一听按照规定你们部队是个团,设个小站,他说要上报一下。不到半个月这个问题解决了,给我们的战士带来很大的便利。我就想不管在部队也好,在机关也好,能够为战士解决问题是应该的,这个事情看着很小,但对他们来说是个大事。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么多,算是工作经历。



父亲北上寻我:走了3天到沈阳

我三岁时,母亲就生病死去了,对我来说不记得母亲的样子,以后全靠父亲,白天晚上都是跟着父亲。农村要下地干活,我父亲就弄个草席,下地干活时就把我放在田边。要睡觉就在地里睡,饿了就把带着的窝窝头吃一点,渴了就喝点水,这种生活过了八、九年。到虚岁九岁时就上学了。当时东北是日本统治时代,一年级、二年级都念得很好,人们都说“贫困家庭出秀才”,我念书确实不错,直接跳级四年级。


1947年的时候东北解放,上面下来动员当兵。我很想当兵,父亲知道以后不愿意,他觉得我太小,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,所以这次当兵没成功。到了1948年,部队第二次来动员当兵,我下决心当了兵。走了之后听说我父亲想儿子,三天两头生病。

到了1951年,那个时候我们部队就驻扎在北京,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要来部队看我。我们家离沈阳大概五百多里,到了沈阳以后才能坐火车,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到沈阳的,他后来讲走了三天才到了沈阳。要坐火车,火车站也找不到,买票也不会。遇到一个小伙子,就问:“老大爷你去哪里?”我父亲就说“到北京去,我儿子在北京当兵,从当兵到现在三、四年了没见面,我想看看我儿子。”这个小伙一听很感动,这么大年纪,这么远到北京很不容易:“你车票买了没有?我帮你买。”帮我父亲一起上了火车。到了饭点,这个小伙看我父亲只吃窝窝头、喝点开水,看着怪可怜的。那个小伙说:“老大爷你不要吃饼,我给你买盒饭吧。”到了晚上睡觉,他看我父亲坐在那里,就给他换卧铺去了。

第二天到了北京下了火车,小伙还是没离开我父亲,就拿着我寄给父亲的信封带着我父亲去乘了2个小时车,又走了五公里,终于辗转找到了我。我一听确实很感动,这个小伙真是个好人,我父亲坐车的路费、在路上也是吃的住的都是人家的,我赶紧把钱给他,他就是不要。他说自己是报社记者姓陆,我和他成了好朋友。我现在想想看,老百姓确确实实热爱解放军,老百姓对军人家属确确实实不是一般的尊重。后来他写了一篇报道登在报纸上,我也看到了,他的标题是《怀揣几个饼子,千里寻儿记》。

我父亲是1961年去世的,我和他通信大概有十年,基本上每个礼拜有一封信的,父亲去世后我从部队请假回家。看到我寄的信有这么一摞,大约有四、五百封信。他也不识字,我寄回去他也是让别人看看,再给我回信。



本文来源: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





银康第八期口述历史




2020年银康第八期口述历史自2020年8月正式开启,目前仍在进行中。回忆起难忘的工作经历,刘奶奶讲述了在青岛开展地下党的工作;1932年,上海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,沈奶奶一家人不得不逃往绍兴;何奶奶说生活再苦都不怕,割羊草、割稻草,样样能干,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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